新城控股中，来自三四线城市的货量也有所增加。
2017年，新城控股销售金额突破千亿元至1264.72亿元，目标完成率149%，行业排名从第15位上升至第13位。1264.72亿元的销售额中，三四线城市占比达到35%，同比上升9个百分点；土地储备方面，2017年公司新增122块土地，总建筑面积达到3392.8万平方米，新增布局41个城市，其中三四线城市土地储备占比达到40%，同比上升9个百分点。
总的来说，加快下沉三四线楼市是多数仍在冲规模的房企的选择。行业中，一些看重利润率的房企并不认同这种做法，反而作反向选择。
深圳控股在2017年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出让5个项目公司，获得了33.3亿港元的税后利润。深圳控股董事会主席吕华告诉第一财经，“深圳控股早些年就制定了聚焦一二线城市，退出三四线的战略性安排，目前三四线城市土地的退出计划已基本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接盘深圳控股数个三四线项目的是恒大和碧桂园。
三四线城市居民普遍缺乏有效的购买渠道,这轮上涨行情中，不少当地居民选择房产作为购买标的。
华创证券研究所分析师李俊江对此表示担忧，三四线房地产购买颇具意外。“一方面是三四线房价下跌压力大，尤其是区位优势不佳、人口持续大量流出的城市。另一方面，因为库存水平高和历史原因，三四线刚需客户没有购买二手房的习惯，地方并未形成有效的二手房交易市场，退出机制的缺失意味着三四线城市的房产购买者或将面临难以脱手的困境。”
吕华认为，三四线的回暖是短暂性的。从企业端来看，“深圳控股聚焦一二线城市的战略不会改变，由于看好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我们把公司战略调整为一二线+大湾区。”
对于在三四线城市拿地，另一家有国资背景的房企对土地团队提出更高的要求，利润率必须高于一二线城市项目，因认为三四线城市项目意外更高所以必须匹配更高的利润率。但众所周知，一二线城市项目的毛比例和利润率普遍高于三四线城市项目。此要求造成该企业的土地团队不愿到三四线城市拿地。
三四线房地产市场正出现明显分化，选择进入城市或购买标的，房企和个人购买者面临的周期性意外是相似的，下沉到三四线城市也非一概而论。
李俊江认为，部分环一二线的三四线城市因为区位优势犹在,需求面仍然可以继续接受溢出效应，因此房价相对较安全，但部分区位优势不明显、在本轮行情中上涨较多的三四线城市可能存在下跌意外。
从大逻辑来看，国家强调“房住不炒”，因城施策，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支持居民自住购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房企做出的战略和布局选择均围绕此逻辑。
2017年起，作为长效机制的关键，住房租赁业务已经在一线城市广泛开展，在深圳，已有多个销售新项目转成长租公寓，以租代售。今年，住房租赁业务将深入到二线城市，2月，南京也完成首次出让纯租赁住房用地工作；武汉市2019年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工作会提出，今年将进一步推动租赁住房项目落地，推动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
行业生态正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未来在广泛推广住房租赁业务的一二线城市如何销售卖房、下沉到三四线城市过程中如何避开高意外的区域将成为房企的共同命题。或可合理想象，“一二线租售并举＋三四线城市进行传统地产开发”模式的到来。
棚改的进退
除了受一二线城市调控影响的被动因素外，房企下沉到三四线还有棚改和货币化安置而带来的新增购房需求这一吸引因素。
从2015年开始，我国实施了棚改三年计划，在2015~2017年完成棚户区改造1800万套。2015年，国家棚改货币化安置的比例为29.9%，201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48.5%。
棚改货币化安置是指央行给国开行发放抵押补充贷款，支持国开行向地方政府的棚改工程提供资金，然后由地方政府支付拆迁补偿款给被拆迁者，被拆迁者再用此款购买本地的新建住房，随后政府再通过拍卖拆迁地块偿还国开行贷款。
在此过程中，资金定向投往三四线城市，地方房地产领域货币宽松，本地需求增加。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棚改货币化帮助地方消化了2.5亿平方米的楼市库存。目前，2017年棚改货币化安置的比例尚未公布，但多家券商均做过预测认为比例超过50%。
官方宣布2019年棚改开工580万套，高于市场预期的500万套，成为市场看好三四线城市今年前景的主要因素。
世联行董事长陈劲松对第一财经表示，行业的主力正逐渐转移到环一线城市的都市圈范围和三四线城市上，棚改等政策还将成为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增长的力量。
然而，在讨论棚改和货币化安置时，业界往往认同其对于三四线城市楼市去库存的正向作用，并不认为棚改是三四线城市房价上涨的核心原因，因为在2016年“9·30新政”之前，三四线城市房价基本处于下行态势。
并且，尽管2019年棚改数量高于预期，但政策也要求结合当地库存情况进行安置，如果库存较低，实物化安置将取代货币化安置。
目前，三四线楼市的增量需求主要为本地的改善性需求以及周边地区的刚需，但经过了2016年下半年至今的去库存，当地购买力和需求已被大大消耗，后续是否能维持支撑局面值得怀疑。此外，在一二线城市限购的情况下，不排除有少量的返乡置业需求，但三四线城市人口流出的态势并未能得到改变。
也有观点认为，高铁经济、基建发展等为三四线房价上涨提供了较好的外部支撑。原保利地产高管、现任职宝能集团高级副总裁的余英预测，“2019年是中国高铁城市年，高铁带来的区域经济重构和部分城市异军突起将是全年的大亮点。”
供应层面，需要注意的是，短期内，棚改货币化安置会带来新增购房需求，但棚户区原地块拆迁改造后，相当一部分依然会新建房屋，且容积率必定高于未拆迁前，因而由此带来的新增供应面积高于未拆迁前的存量住房面积，推高后续库存。
此外，品牌房企下沉进入三四线城市，带来更高的周转速度，将会加快新房的供应效率。
繁荣迷局
对于三四线城市目前的繁荣，吕华指出，“三四线城市的意外还在累积，越来越高。”
吕华对第一财经表示：“城市房价长期看人口，三四线城市人口长期呈现流出趋势，地方并不具备房价长期上涨的基础。从刚需角度来看，三四线城市是供过于求的，只是这两年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导致房产的资产属性增强。”
